中国产变压器出口美国遭没收 中企回应亮了

阴谋论作祟,美国联邦官员扣下了刚到港口的中国产变压器,还送去实验室研究。美媒为此采访专业人士,一再渲染“变压器也可能被‘外国对手’加装恶意电子器件”的无理揣测。

但即便美国行家也承认,自己从未听说过真实案例。

而生产这台设备的中企向观察者网强调,“合同流程都走完了,钱也全额拿到了。”所以,单从这场交易上看,吃亏的只有掏钱买变压器,却被政府“截胡”的美国采购方?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则指出,此事再度凸显了美国神经质式霸权主义的荒唐与可笑,犹如流氓黑帮欺行霸市,影响交易秩序。从长期上看,最终将导致美国不再是一个合格、可靠的交易对象,只能在事实上被孤立。

价值上千万的中国设备,被美国联邦官员“截走”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7日独家报道,去年夏天,一台重量超过50万磅(约227吨)的中国产电力变压器,经船运抵达休斯敦港口后,本该运往科罗拉多州一座为丹佛市供电的变电站。

但这台变压器没能到那儿。

报道截图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联邦官员在港口就“没收”(commandeer)了这台设备,然后在联邦力量的护送下,被运往了新墨西哥州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这家实验室由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运营,与美国能源部签有合同,负责处理与“国家安全威胁”有关的事务。目前尚不知晓实验室这次有什么“发现”,也不知道变压器遭扣押的原因。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图自美国能源部网站

不过,美国技术组织“电力研究院”的首席执行官麦克·霍华德(Mike Howard)称,中途转移一台巨大且昂贵的变压器是件不同寻常的事,在他的经验里更是前所未有,这表明官员们对安全怀有很大“担忧”。

这也引发了人们的猜测——特朗普5月1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使得联邦官员有权阻止公用事业使用那些来自被认为受到美国“外国对手”影响或控制公司的设备。虽然行政命令并未指明对手是谁,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主要针对俄罗斯与中国。那么,随着联邦政府开始执行命令,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多干涉呢?

特朗普5月1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白宫网站截图

例如,上月初,美国能源部长布卢伊勒特(Dan Brouillette)就这一行政令发表评论时,就声称“担忧”变压器的安全。行政令让他在与国防、国家情报和其他机构负责人协商的情况下,有权阻止有关设备被安装在国家的输电系统中,以及清除任何被认为危险的已安装设备。

知情人士还解读说,诸如大型变压器的中国产电力设备进口交易越来越多,特朗普的行政令就是盯上了这行。

这些前任和现任联邦官员、游说人士称,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对中国大型变压器设置贸易壁垒来“提高电网安全”,理由是担心它们可能会被安装在电网关键处或重要军事基地附近。

其他对情况了解有限的人士则称,联邦官员之所以没收变压器,可能是因为怀疑上面的电子器件被秘密添加了恶意功能,可能让对手能够远程监控甚至发出指令使其罢工。但他们又说,并不了解有关机构是否发现了任何此类改动。

中企:货款已到账,但请美国说说自己在想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在休斯敦港口被“截”电压器的生产商——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驻美国代表吉姆·蔡(Jim Cai)说,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不知道这台设备的去处,最终还是从《华尔街日报》那儿得知的。

江苏华鹏方面表示,过去20年,公司向全球销售了超过7000台电力变压器。其中,过去10年间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出售了超过100台大型设备。

而此次交易的设备本该运往美国西部地区电力管理局(WAPA)所有的奥尔特变电站。WAPA是一家联邦所有的公用事业机构,负责向美国西部和中部15个州的数十家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电力,也是美国最大的公用事业机构之一。

奥尔特变电站 图自谷歌

据公司美国代表回忆,第一次表露出麻烦迹象是在去年6月。采购方WAPA突然更改了价值2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90万)的原变压器原合同。

WAPA称,不需要江苏华鹏把设备运到科罗拉多州来以及负责安装,也不要5年的设备保修服务,而是借这些未提供的服务提出赊欠40万美元。

蔡表示,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后来,他从一名港口官员那里得知,这台变压器被运去了一家联邦机构,但不知具体是哪一家。他猜测他们想拆解设备,所以不再关心保修问题。

中企驻美国代表还说,他想不出那些机构觉得自己能找出什么问题,因为这台变压器是按照WAPA的规格定制的,甚至精准到了电子部件的编号,后者还是从WAPA指定的美国和英国企业采购的。“由他们挑厂家,我们来下单,再装上。”

美国Bayonne Energy项目SFP10-610000/345电力变压器 图自江苏华鹏官网

蔡强调,他所在的企业“无意对美国做任何有害的事情”,他希望能有机会为公司正名。

此外,他希望美国政府能说出它的“担忧”,以便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公开对话,提高此事的透明度。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使用了“没收”(seizure)一词,但观察者网随后就此事致电江苏华鹏时,后者强调,“并不是没收,公司已经完成全额交付。”

“产品按照用户要求运到当地,只是没有安装,这也是根据用户要求来的。合同流程都走完了,钱也全额拿到了。”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除了江苏华鹏外,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美国能源部和采购变压器的公用事业公司都拒绝置评。

学者:犹如流氓黑帮欺行霸市,影响交易秩序

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官员一直担心“外国对手”可能会侵入其公用事业电脑网络,从而控制输电线路上的电力供应,导致停电。

然而,变压器并不是容易被入侵的典型产品,因为其中不包含外国一方可以访问的基于软件的控制系统。它们是无源设备,在开关场、变电站和电线杆上根据物理定律增加或降低电压。

不过,上述现代变压器应该包含用于追踪设备温度、寻找安全隐患的电子器件,且一般采用单向通信。而蔡表示,即使他人能够访问到变压器的这些数据,也“什么都做不了”。

即便如此,还是有“专家”表示,担心产品被秘密加装发现不了的恶意电子器件。

美国一大型电力公司负责人声称,变压器“一直在我们的忧心列表里”,因为这种设备价格昂贵,难以更换,而且是定制的。他又一次重复无理由的猜测称,外国实体可能安装什么东西,或许“下命令就能让它自毁”(damage it on command)。

但他又承认,自己从未听说过真实案例。

关于这一现象,观察者网采访到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学者指出,首先,这件事情再度凸显了美国神经质式霸权主义的荒唐与可笑:没有任何证据,就根据来源,随机抽一个,带走。这对正常商业活动构成了重大危害,就像流氓黑帮欺行霸市,影响交易秩序一样。

第二,可以想象的是,这会继续加剧捕风捉影和无事生非。而且任何时候,如果抓对了就是“英明神武”,如果抓错了就是“这次没有,下次还来”,永远站在这种可以任意妄为的立场上,根本没有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公道、公平、公正可言。

最后,这种举动短期对中国出口方正常的商业行为当然会构成一定困扰。但从长期来看,最终受损的是美国,它不再是一个合格、可靠的交易对象。它会成为一个具有恶劣信用等级的“恶霸型”交易对象,并且除非它改正,否则最终只能在事实上被孤立。

原标题:美媒炒作中国变压器遭没收,中企回应亮了

部分进口商品实行零关税政策

  新京报讯 (记者沙雪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昨天正式公布,其中提出,在海南全岛建设自贸区,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

  全岛封关运作特殊监管

  方案明确,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方案提出,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以各类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动和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特殊的税收制度安排、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体系为保障,在明确分工和机制措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海南全岛将建设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推进服务贸易自由便利。投资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实行以过程监管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逐步延长免签停留时间

  方案提出,海南自贸区将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完善国际人才评价机制,以薪酬水平为主要指标评估人力资源类别,建立市场导向的人才机制。对外籍人员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放宽外籍专业技术技能人员停居留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担任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行宽松的商务人员临时出入境政策。建立健全人才服务管理制度。实现工作许可、签证与居留信息共享和联审联检。推进建立人才服务中心,提供工作就业、教育生活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逐步实施更大范围适用免签入境政策,逐步延长免签停留时间。

  在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方面,方案提出,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船舶登记。研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航运经营管理体制及海员管理制度。构建高效、便捷、优质的船旗国特殊监管政策。为船舶和飞机融资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取消船舶和飞机境外融资限制,探索以保险方式取代保证金。

  高端人才个税超15%部分免征

  2025年前,实行部分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10万元,扩大免税商品种类。还将实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实施更加开放的船舶运输政策、更加开放的航空运输政策。

  在免签入境措施方面,方案提出将外国人免签入境渠道由旅行社邀请接待扩展为外国人自行申报或通过单位邀请接待免签入境。放宽外国人申请免签入境事由限制,允许外国人以商贸、访问、探亲、就医、会展、体育竞技等事由申请免签入境海南。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15天免签政策。

  深化产业对外开放,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

  税收方面,从方案发布之日起,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方案提出,授权海南制定出台自由贸易港商事注销条例、破产条例、公平竞争条例、征收征用条例。加快推动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同时,强化用地用海保障。

  到2035年前,海南自贸区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全面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推进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其取得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按照3%、10%、15%三档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扩大海南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销售税及其他国内税种收入作为地方收入。授权海南根据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自主减征、免征、缓征除具有生态补偿性质外的政府性基金,自主设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中央统一规定执行。

  ■ 对话

  方案是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

  昨日,新京报记者就方案相关内容,采访了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新京报:如何理解这份方案的意义?

  屠新泉:方案内容涉及面非常广,远超出贸易范畴,而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方案中新制度设计和措施非常多,特别是,它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担任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新京报:为何把这个实验田选在海南实施?

  屠新泉:首先是地理位置,海南是一个岛,便于管理。同时,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它距广东很近,有很好的经济腹地。同时,海南经济体量比较好,船小好调头,做改革开放试点的成本不是很大。

  新京报:方案对多个方面的风险控制提出了要求,应该如何理解?

  屠新泉:改革是试点创新,海南自贸区试点的新制度有很多,改革的力度大,相应的风险也就更大。因此,就越需要细致地进行监管。控制好了风险,才能保证改革的稳妥。方案一直设计到本世纪中叶,并且列出了未来5年、10年和25年的目标。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在制度上改进。

  新京报:目前新冠疫情肆虐,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方案意味着什么?

  屠新泉: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显示了中国开放的决心和魄力;同时,疫情风险只是暂时的风险,中国有能力和信心控制疫情风险。

  到2025年

  营商环境总体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市场主体大幅增长,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风险防控有力有效,适应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

  到2035年

  营商环境更加优化,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更加严密,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多项政策先行先试

  1.贸易自由便利。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

  2.投资自由便利。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

  3.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便利跨境贸易投资资金流动。

  4.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在有效防控涉外安全风险隐患的前提下,实行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

  5.运输来往自由便利。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与航路航权限制。

  6.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开放增值电信业务,逐步取消外资股比等限制。

  7.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

  8.税收制度。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

  9.社会治理。着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鼓励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应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

  10.法治制度。制定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制定经济特区法规。

  11.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实施有效措施,有针对性防范化解贸易、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生态和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大风险。

印度在南亚贸易竞争中正输给中国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几乎是印度与这些国家对外贸易的2倍,布鲁金斯印度分析中心最新研究得出了这一结论。2005-2018年中国对南亚出口增长了约4.5倍,而印度在该地区的外贸份额仍不到全部外贸的4%。

《印度与南亚有限贸易联系》报告作者证实,南亚仅占世界贸易的5%。他们称该地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贸易保护主义、高昂的物流成本、政治意愿的缺乏以及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

中印边境争端无需美国调解 REUTERS / WANG ZHAO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塔季扬娜·绍米扬也同意这一结论。她说:

“由于对印度缺乏一定的信任,南亚其他国家担心它将继续占主导地位,因此出现了另一种选择——中国。当然它也将受益。但是最有可能的是,该地区国家只看到来自印度这个主要大国的威胁,但他们看不到来自中国的这些行动。经验丰富的中国外交官和经济学家成功地与该地区的小国合作。这些国家的情况也证明,它们离不开进口。大中国拥有他们需要的一切,并且对同他们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感兴趣。它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南亚,这对它是有益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已成为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与巴基斯坦建立了伙伴关系,而且与巴基斯坦有着多年成功的经济合作。2015年中国成为孟加拉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尼泊尔、阿富汗、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布鲁金斯印度分析中心的这项研究认为,这反映了该地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价值。

中国成功地克服了印度与南亚国家贸易所遇到的障碍。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对该地区8个国家的出口从1992年的12亿美元跃升至2018年的517亿美元。在同一时间南亚国家对华出口从2亿美元增至83亿美元。 2018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为600亿美元,而印度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仅为360亿美元。

深圳大学环孟加拉湾地区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戴永红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了为什么南亚国家在印度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大的原因。他说:

“那么为何印度与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贸易比重较小,我认为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差异小,互补性不强;二是印度长期以来对南亚国家采取高压政策,影响了其他国家与印度开展贸易的政治意愿;三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因印度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强势政策而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四是运输成本高,虽然印度与周边国家距离近,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运输成本并没有因为距离缩短而减少;五是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较多;六是存在非正规贸易,比如印度与尼泊尔之间是开放式边界,这一部分贸易自然也就没有统计在内。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能够提供比印度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因此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额超过印度也是正常的事情。印度及南亚地区若想改善区域贸易的现状,首先需要印度重新整合南盟的功能,恢复南盟作为区域合作联盟的活力。其次双边不仅需要签订一系列的自贸协议,而且必须要执行到位。”

俄罗斯专家塔季扬娜·绍米扬认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框架内的贸易水平“低得丢人”。各国在该区域内都在最低程度地利用其贸易和经济发展机遇,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此外,该地区国家与印度传统上的复杂关系对这一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后者一直试图显示自己的主导地位。塔季扬娜·绍米扬就此指出:

“小国对印度的不信任怎样才能消失?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们不相信明天印度外长或纳伦德拉·莫迪会告诉他们:‘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没有要求任何东西’。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建立信任的过程非常漫长,这只能通过扩大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文化,科学和技术的联系来实现。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合理利用跨界河流和水资源。这本应该让团结起来,因为灌溉问题与整个南亚都息息相关。”

印度最近决定加强对来自邻国的投资的控制,可能成为增强南亚对印度信任的新的障碍。许多观察家持这种观点,同时承认印度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不丹和阿富汗之间的投资合作水平微乎其微。在过去的五年里印度在该地区投资发展最快的,是与中国的投资合作。因此专家们认为,中国将是印度加强投资控制的主要目标。仅去年一年中国投资者就参与了54家印度初创公司的融资,是2017年的两倍。

印度与中国之间投资合作的新障碍显然只能加剧印度公司资金的短缺。作为链式反应,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公司与南亚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的潜在机会。

作者: 弗拉基米尔 费奥多罗夫

突发!美国升级对华为出口管制,海思或遭全面封锁

王缉思:坚守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

中美关系越困难,越需要我们确立底线思维。2014年前后,中国官方多次指出: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是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据此我认为,处理今天的中美关系,应当坚守三条底线。

必须坚持和平方式

第一条底线,是无论两国分歧有多么严重,都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处理,不能诉诸战争。中美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在现阶段是奢望,但最起码应当使对方相信,己方绝不想主动挑起战争。这里说的战争,既包括核战争、常规战争,也包括网络战、太空战等非常规战争。毋庸讳言,中美两国军队都在准备打仗,而且近年来都以对方为主要假想敌,这一动向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所幸的是,即使在中美政治关系沟通不畅的情况下,两国国防部门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接触。

2017年8月,双方军队指挥系统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这份文件对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避免战争,美国必须恪守自己承诺的一个中国原则,不能支持“台独”。两国应当同其他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南海非军事化,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哪些经贸合作必须保持?

第二条底线,是保持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由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和其他政治原因,近两年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额下降,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的“脱钩”已经成为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指望经贸合作重新成为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不现实的。但是,让双边经贸关系和技术合作彻底脱钩,不但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也是做不到的。关键的战略问题,是哪些领域、何种程度上的经贸合作不但可以保持,而且必须保持?

我们看到,今年1月15日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还在执行中。因新冠疫情等原因,完全执行这一协议可能有困难,但双方在协议中所达成的原则共识,应当会保持下去。就拿大豆来说,中国市场的缺口很大,8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如果美国豆农既愿意生产又愿意卖,价格合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按照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大批购买美国大豆呢?

据有关预测,从2019年至2038年期间,中国的航空公司的订单将占到全球订单的19%,也就是预定购买约8820架新飞机。中国决心制造国产品牌的大中型商用飞机,但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国产飞机也只能在国内市场需求中占很小的份额。

另外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没有通用电气公司(GE)等美国技术公司的合作,中国的大型商用飞机营运的时间将会大大延后。中国如果不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没有别的飞机制造商(包括欧洲的空客公司)可以填补中国航空市场的空白。中国已经拥有的约600架波音飞机,还需要零配件等技术维护。所以,中美在航空领域合作的底线是不容破坏的,对美国来说,也是绝不想放弃的巨大商业资源。

苹果手机虽然是美国品牌,但产业链遍布全球,很大一部分苹果手机是在中国装配生产的。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量,累计超过了一亿台。如果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苹果手机在中国不能再购买使用,就超越了用户承受的底线。同样的道理,中国大陆的沃尔玛超市、万豪酒店、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咖啡,都是美国品牌,由中国商家在经营。保持这些品牌效应,从中借鉴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途径。美国少数政客想让美国公司从中国撤资,降低双边贸易幅度,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近年来中国出台了很多扩大经济开放、鼓励外资来华的举措,是对美国少数人倒行逆施的打击而非妥协。

在高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全力打击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面对这种非常不明智、不理智的行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回应是:“我们和谷歌公司永远都是站在同一条利益线上的”。华为通过同美国公司和其他海外企业的合作,反击美国政府的制裁。华为的30多家美国供应商去年以来一直在跟美国国会、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延缓对华为的制裁。华为坚持同美国主流媒体、企业、政府部门、法律部门的多渠道沟通,用法律手段处理纠纷。坚守同美国企业挂钩的原则,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更大的一席之地,华为等中国企业一定能挺立不倒。

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美元永远占据霸权地位。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发文承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人民币是目前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货币。但他又说,“在人民币真正成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之前,北京仍然需要克服重大障碍。”应当看到,中国有必要长久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国债,也会长期尊重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前些日子有消息说,美国为了“惩罚”中国在抗疫中的行为,可能违约,直接取消中国购买的国债,或者拒绝支付国债利息。消息曝光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破坏国际金融规则底线的行为,将会给美国造成无可挽回的财政和信誉损失。

中美深度交流有内在强大推力

第三条底线,是坚决维护中美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首位华裔美国驻外大使张之香女士退休20多年来,一直献身于中美人文教育交流事业。她今年3月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在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中,两国都有一个共识,即成千上万由跨越太平洋的学生所形成的纽带不应受到危及。”她提到,如今有超过3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各个大学就读,仅他们每年在美国的生活费用和其他支出就有大约150亿美元;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在考虑禁止或限制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这是短视的行为,同美国的国际教育传统和外交政策大相径庭。张之香认为,人文交流现在是“中美关系中最后一个支柱”,绝不能再被拆除。

按照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美国的华裔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中有220万人是在中国出生的。在中美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达到200万人以上,美国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在170万左右。两三年之前,中美之间平均每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每天往返于两国之间的旅客达1万人以上。中国旅游者在美国的平均消费是6000美元。以政治手段强行阻止中美之间的人口流动和人文交流,既给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文化损失,也是违反人道主义的。

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面临着巨大障碍和逆行的可能。这种困难局面可能持续一两年,也可能持续一二十年,对此需要做出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两国建交41年来积累的巨大物质基础、精神财富和人力资源,不可能毁于一旦。中美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是两国社会内部的强大推动力使然,这是中美关系的一大特色。双边关系不能让美方主导,中方必须而且有能力大有作为。

我们看到,寄希望于中美两大国合作的人,既包括向往到对方国家学习交流的“90后”和“00后”,也包括上百万出生于中国、正在美国创业的中年人,还包括两国和世界上无数能从中美合作中获益的人群。今年97岁高龄、为开拓中美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基辛格和两国许多资深外交家及社会精英,仍然在为稳定双边关系而努力。

只要坚守上面所说的三条底线,遏止双边交往的全面破裂,中美关系能够重回正常轨道,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机遇问题。1989年7月,在双边关系面临严重倒退的情况下,邓小平坚定不移地强调,“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中指出:“只要本着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谱写中美关系新的历史篇章,中美两国一定能为人类美好未来做出新的贡献。”(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特朗普威胁撤销香港特殊待遇地位,香港财政司长:已为美制裁作足准备

美国还有一堆麻烦事待解决,总统特朗普却仍不忘插手中国内政。当地时间5月29日,特朗普举行记者会,就香港问题大放厥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特朗普威胁将展开撤销香港特殊待遇地位的程序,声称美国将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他还叫嚣,要对内地及香港特区官员进行“制裁”。

就特朗普威胁对中方采取措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9日的记者会上已作出回应。他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赵立坚指出,美国在香港有重要利益,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如果美方执意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回击。

特区政府反驳美国政府的声明及言论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五月二十九日下午(香港时间五月三十日约凌晨三时)所作的声明及美国国务院过去两日的言论,政府发言人今日(五月三十日)回应如下:

「我国有正当权利和义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维护国家安全,让香港社会从自去年开始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威胁中回复安定。我们对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持续污名化和妖魔化我国正当行驶权利和义务表示深切遗憾。」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任何人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国家免于分裂、受恐怖主义威胁及陷入混乱状态都是站不住脚的,亦显然是持双重标准和伪善的表现。将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律将可改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并只针对极少数的违法分子,任何声称该法律会损害港人的自由均属无中生有。」

「正如保安局局长于五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指出,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其国家安全的法例。他指大家只要从网上搜寻,就很容易找到例如美国至少有二十项相关的法律,其中包括《国家安全法》、《美国爱国者法案》、《卢根法》、《国土安全法》、《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外国情报监控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使团法》、《外侨登记法》,以及《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

「我们相信这些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法律,不会引起对人民丧失自由的恐惧,甚至引起国际社会争论或成为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理由。所有公民都有责任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个人权利是受到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限制。」

「若接受就国家安全立法是一项国际公认主权国应尽的义务,并且不与个人自由和法治相抵触,那么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定》以让有关法律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来,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的反应是完全错误的。有关《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这是「两步走」立法程序的其中一部分;而根据《决定》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须要根据清楚订明的目的和基本原则来制定法律。」

「该法律只针对分裂国家、颠复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制定相关法律的五个基本原则,包括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随后于五月二十九日发出的声明重申,国家安全立法不会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亦不会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包括在《基本法》列明的终审权。」

「特朗普总统指称香港现时是『一国一制』,是完全错误,亦无视事实。」

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特区政府坚决遵守其国际责任和履行与美国及所有国家在不同范畴签订的协议,包括贸易、投资保护、司法互助、打击跨国罪行和恐怖主义以及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双边合作很多都是建基于多国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或是磋商多年的双边协定,如税务资料交换协定和民航运输协定,它们不是其他司法管辖区给予香港的「礼物」。

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对香港实施制裁或贸易限制并不合理,只会令建立多年、互惠互利的港美关系崩坏,和伤害在香港的本地和美国企业以及其雇员。」

「我们亦不会对那些威胁感到过分忧虑,因为香港仍可依靠其基本优势,包括法治、独立的司法、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内地经济持续开放所带来的独特优势。此外,近年我们加大力度开拓更多市场,包括更聚焦增长迅速、整体而言属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东盟经济体。二○一九年香港与东盟的贸易占香港总体贸易百分之12.1(美国占百分之6.2),相信仍会继续增长。」

在港美双边贸易方面,美国从香港长年赚取贸易顺差,而对香港的顺差是其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在二○一九年,香港和美国的货物贸易总额是五千一百七十亿港元(占我们货物贸易总额百分之6.2),而香港本地产品出口到美国只是三十七亿港元。根据美方的数字,美国从香港赚取的贸易顺差在二○一九年超过二千亿港元。

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

香港财政司长:已为美制裁作足准备,定为国家守住金融安全大门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已为美国近期可能对港采取的各种经济制裁措施作出“充足应对准备”,美国如在独立关税地位、敏感技术进口和联系汇率三方面对香港作出打击,香港都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他更指国家的支持将成为香港应对一切不利局面的底气,香港也一定会为国家守住金融安全的大门。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国会表示,香港不应再享有按照美国法律给予的特殊地位。蓬佩奥称,现在将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或者如何终止香港目前享受的特殊经济待遇。

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会对香港采取什么措施?最常被人们提及的是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待遇、禁止香港进口敏感技术和打击香港的联系汇率这三项。这三者会使香港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么?特区政府是否对此已作出充足准备?

特别关税区待遇是“基本法”赋予香港的,跟美国没关系

陈茂波对《环球时报》表示,所谓特别关税区待遇实际是“基本法”赋予香港的一种独特地位,同时,“基本法”也授权香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待遇是国家给我们的,并在‘基本法’中明确,和美国没有关系”。

他表示,对于美国单方面取消对港特别关税待遇的可能性,香港政府早前已作出研判,并制定应对方案。但总体来看,这项措施对香港实际影响较小。“每年在香港本土生产并出口到美国市场销售的货物只占香港本地制造业的2%不到,价值仅有37亿港币,占香港总出口量不到0.1%。”

陈茂波称,美国相应举措最大影响可能是对投资者信心的冲击。不过,蓬佩奥作出相关言论后,香港的股票、期货和货币市场均十分冷静,未出现大幅波动,港币汇率也十分强劲,香港也未监测到资金大规模外流。他同时表示,自己近期也同商界多次就相关议题交流,社会治安的稳定才是商界最重要的考量。

高端敏感技术早已很难进口,非尖端技术可从日欧找到替代品

除关税外,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敏感技术进口被认为是另一香港易遭到冲击的领域。届时,美国对中国内地买家施加的敏感技术出口管制也将适用于香港。近两年来,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越来越多地限制中国公司接触美国软硬件技术。

对此,陈茂波表示,敏感技术限制将会对香港造成一定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长期以来一直都很难从美国进口到最先进的技术,而如果不是最顶尖的技术,则从欧洲与日本也很容易找到替代品。这名香港财政官员表示,倘若香港能处理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技术进口方面当不至于有太大问题。

香港银行系统各项关键指标非常健康

中国内地金融体系还未完全开放,因此香港对中国内地最重要角色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近年来一直是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也是大量中国企业上市融资的目的地,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倘若美国打击香港的联系汇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还能保持稳定?

陈茂波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从1983年起即开始实施联系汇率,而《美国-香港政策法》1992年才被美国国会通过,即在此之前香港已经实施了9年联系汇率政策。所以,香港采取联系汇率,不需要美国人的同意和批准。

他同时表示,香港有四千四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基础货币的两倍多,足够应对资金转换。且香港有国家作为后盾,“我认为国家在关键时候会毫不犹豫支持香港,这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此外,香港的银行系统也非常稳固,银行资本充足率超过20%,远高于国际普遍要求的8%,而银行体系流动率是160%,远远超过100%的国际要求,呆坏账拨备率只有0.6%,在全球都是很低的水平,所以即使去年香港社会动荡也未造成金融领域的不稳定。

陈茂波透露,自两年前中美经贸摩擦伊始,特区政府即作出研判,中美摩擦未来可能影响到香港金融安全,因此已为不利局面做足两年准备。现在,特区政府也保持全天候监测市场情况,保证对每一笔交易和变动都一清二楚。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已和人民银行有过良好沟通,对(任何情况)我都将会非常小心”,陈茂波称,但香港有信心、有经验、有实力应对任何金融挑战,“而由于国家的支持,我们也有这个底气”。

这名香港财政高官对《环球时报》强调称,无论美国未来对香港采取何种措施,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核心优势都没有改变,未来还会更加强化,那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香港背后强大的实体经济,世界经济中心从西到东转移,这个大趋势无可逆转”。

中国经济能否抵御“新冷战”和脱钩的威胁?

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美国继续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归咎中国,出现了更多关于中美之间“新冷战”的说法。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官员还在讨论如何为落实两国之间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总理先生,考虑到中国自身经济遇到的困难,您是否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让步足以解决美方关切呢?如果合作努力失败,中国经济能否抵御“新冷战”和脱钩的威胁?

李克强:当前中美关系的确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美关系很重要,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应对传统或非传统挑战方面都有很多可以而且应当合作的地方,在经贸、科技、人文方面也有广泛的交流,可以说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不仅关系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所以一些问题发生后引起世界的担忧。至于你说到“新冷战”,我们从来都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关于所谓脱钩,可以说两个主要经济体脱钩,对谁都没有好处,也会伤害世界。我们应该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建立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李克强:你关注经济方面。中美两国经济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双方都从中获益。这使我想起,就在几天前,一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宣布在中国武汉实质性投资项目开工。我不是做商业广告,但是我对它的行为是赞成的,所以发了贺信。这个例子表明,中美商贸界是互有需要的,是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

李克强:中美之间的商贸合作应该遵循商业规则,由市场来选择,由企业家判断、拍板,政府起到搭平台的作用。中美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存在矛盾分歧不可避免,问题在于怎样对待。中美关系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一方面合作前行,一方面磕磕绊绊,的确很复杂,这需要用智慧去扩大共同利益,管控矛盾分歧。总之,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寻求合作共赢。这于己于人于世界都有利。

专家:看好中国发展 中美“脱钩”不切实际

正在举行的中国两会也受到美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近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让经济逐步稳健恢复,中美两国也需要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

李成认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应对疫情,采取果断、有效措施防控疫情蔓延,就是政府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的突出体现。在疫情得到及时有效控制后,中国政府稳健地逐步让经济重启,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中国政府慢慢地逐步稳妥重启经济,优先重启制造业生产活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最高目标,这也是政府最应该做的事。

另外,李成也一直对中国两会保持关注,他表示,从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各级政府要坚定完成的任务,也是政府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履行的承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中国政府清晰了解经济发展差距对全面小康的影响,因此采取坚决措施,打好脱贫攻坚战。同时也为全球减贫作出贡献,让中国人民充满信心,中国政府也在今年两会再次向公众传递了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针对近日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中美“脱钩”论,李成表示,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有深刻的合作基础,紧密的经贸、文化往来让两国都受益,中美“脱钩”论并不符合实际,美国经济和广大民众都承受不起与中国“脱钩”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即使一些支持中美“脱钩”论的人士,也很清楚如果美国政府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也会让美国自身受到破坏;我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格局下,我们要避免采取“脱钩”这种单向思维的发展理念。

中美摩擦持续升级,技术脱钩已不可避免,双方谁的影响更大?

随着中美在各方面的摩擦升级,有一个观点一直被提起,就是中美脱钩。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脱钩的呼声越来越高。

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要是出现经济和技术脱钩,那会是什么情况?其实,中美完全脱钩不太可能,但是有部分脱钩的可能。

美国的亚洲研究局,在2019年11月份发表了一篇报告,核心观点是中国之间不可能像当年美苏冷战那样全面脱钩,而是会形成部分脱钩,有些领域中美会继续进行贸易,有些领域的交流就会被管制。

那关键在于,部分脱钩的领域有哪些?重点是在高端技术相关的领域,包括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表面上美国人一直在关税上和中国较劲,其实美国人最在意的不是贸易和关税,而是技术。

美国人对中国在尖端技术的发展是非常敏感的,而且美国总觉得中国在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不断获得各种技术,所以在技术领域要尽快和中国脱钩。

美国的做法归纳为三个:一是要自我发展,二是管制中美之间的交流,三是加强和盟国的协调。

上述三点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二点,管制中美之间的交流。此前美国对于中兴和华为的打压历历在目,还有要求全球供应链迁出中国,对中概股的调查等等。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明显感受到了美国人的不友好氛围。有些美国人认为,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泄露美国技术的主要渠道,所以必须严格限制留学生。

但是,美国的高校却不同意这个观点,理由很简单,因为利益。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约有40万人,每年给美国教育系统带来的收入是200亿~300亿美元,这是个大数目,不可能全部限制。

那怎么办?报告认为对这些留学生要进行区分。低学位的可以不管,主要是那些攻读理工科的学生,要进行严格管控,这个着眼不得不说很精确。

那现在中美的部分脱钩已经开始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就表示,现在中美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已经脱钩,未来不知道会发展到哪个程度。

那部分脱钩对中美各自有哪些影响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指出,美国想把脱钩作为确保自己在全球技术霸权的路径,实际上更是自损的招数。

首先是经济的自损,美国科学研究领域和中国科技产业结合很紧,一旦脱钩经济就会受损。

其次是逼迫中国技术创新,因为脱钩会减少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经济依赖度,而且可能迫使中国在技术上投入更多研发精力。

第三是加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融合,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如果中美脱钩力度加大,那中国作为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很多国家的出口终点站是中国,而并非美国。亚洲国家的经济更依赖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跟周边国家的融合会加大。

2000年美国对中国GDP贡献是10%,到了2015年已经下降到5%,说明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在减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就指出,中美脱钩对世界格局有很大的冲击。

第一个冲击,是全球花了30年建立起来的技术合作和供应链循环被彻底打乱。美国想要技术创新,需要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跟一部分的中国企业有关,手机和电脑硬件一部分都是在中国市场赚来的。一旦真的技术脱钩,全世界的技术创新都会被波及到。

第二个冲击,是对全球安全的冲击。中美在技术领域分离,对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在安全保障方面就没有协调,未来想要限制AI在战争中的运用就更难了。过去的战争史,主角一直是人,所以大国之间的协调和约束一直以人为本,如果战争没有协调,那完全不能想象。

第三个冲击,是网络方面没有克制,大家互相在网上攻击对方,这点不用说,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按照报告的说法,即便中美只是在技术上部分脱钩,这种代价和风险对当今世界的冲击也是非常大。

那对于美国的部分脱钩,中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现在中美两国都在争取第三方国家的合作,美国的西方盟友以及东亚、东南亚国家,中国则是和俄罗斯、日韩以及非洲国家。

美国现在的重点在于加强和盟友之间的协调,这点很明显,现在G7里面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是非常担心的。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机关要把掌握的关于中国企业的不利证据跟盟友分享,其中就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等。

除此以外,美国和北约国家、日本韩国,一起投资建设专用的数字基础设施。美军觉得中国企业参与的设施不安全,得搞另一套体系,这套体系一旦成熟,就会拓展到民用。

到那个时候,中国就可能面临一个跟中国没有关系的数字体系,这对于华为、中兴、大疆等跟欧洲深度合作的公司,将会是莫大的打击,必须早做防范。

外贸软件哪家好?

一万种说法,有一万种理由,给大家三点常用的知道,其它的自己去判断吧。

1、C/S模式与B/S架构之争:说白了,前者是安装客户端的,后者是用网页打开的,这两种模式还真没有谁好谁坏,各有千秋。现在好多业务员都在大吹B/S将淘汰C/S模式,想想excel办公软件、QQ、 WPS为什么要用客户安装版。

2、SAAS架构:旧技术用了一个大家看不懂高大上的词封装。其实就是按需收费(外贸业务的流程是一套完整的业务流程,基本上不适合)OA倒是可以。

3、标准版真的好吧。任何商业东西只要标准就会产生龙头企业垄断整个行业。例如财务软件,就几家公司在卖,为什么外贸软件没有呢。只能说,后期服务非常大,与其说买软件还不如说是买服务。标准版价格低往往是创业型公司的绝佳选择。但使用后发现真不是这样,后期细节调整非常大。

广州海关对医疗物资实施查验

4月深圳外贸逆势增长

记者5月27日从深圳海关获悉,据海关统计,今年4月深圳外贸进出口2493.9亿元,同比增长9.6%,单月实现由降转增。

“疫情以来,公司累计出口货物总金额超过48.4亿元,同比增长1.2倍,实现了业务量逆势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关的精准帮扶。”欣旺达(14.480, 0.28, 1.97%)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何鹏告诉记者。

深圳海关创新监管,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间,4月深圳海关在关区进出口报关单量占全国总量近15%的情况下,实现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均大幅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特别是针对企业出口新兴市场产品需求增长等情况,实行“随报随检”查验方式,满足企业快速通关需求。

据海关统计,前4个月,深圳对东盟进出口达1355.2亿元,逆势增长12.9%,占同期深圳市进出口的16.4%,东盟等新兴市场持续开拓增长,发挥了深圳外贸基本盘、稳定器的作用。今年4月,深圳市主要贸易方式均出现向好势头,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623亿元,降幅收窄至6.8%。

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多条国际航线取消,国际直航运力大幅下降。深圳海关积极探索物流多式叠加的监管模式,创新打造“海陆空铁邮”全路径物流联运新通道,全面疏导电商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物流“堵点”“断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稳定外资外贸和市场信心,深圳海关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实行属地海关分片包干、逐一对接机制,一对一帮助解决企业困难,并利用科技手段简化办事流程,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据海关统计,前4个月深圳市主要经营主体均实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1531亿元,同比增长14.6%;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由降转增。

加拿大法官宣布"双重犯罪"裁定孟晚舟未能获释

孟晚舟律师团队向加拿大法院提交备忘录 认为汇丰银行配合美国构陷孟晚舟

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时间6月15日,孟晚舟引渡案再次开庭听证。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备忘录显示,美国司法部提交的用于要求引渡的《起诉案件记录》中,指控孟晚舟的唯一关键证据是由汇丰银行提供的;但是美方对这份证据的总结遗漏了重大信息,甚至存在故意误导的行为。

备忘录指出,2012年12月,汇丰银行因其自身的违法行为,包括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向美国司法部支付了一笔19亿美元的罚款,并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暂缓起诉协议》。

2013年8月22日,孟晚舟在香港向汇丰银行的一名银行高管做了PPT演讲,这份PPT此后被汇丰转交给美国,并成为了加拿大法庭认为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的依据。然而,美方的《起诉案件记录》承认,汇丰银行的“初级”员工清楚华为与Skycom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又说汇丰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对此并不清楚。孟晚舟的律师认为,这一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律师团队将向法庭提供更多证据证明这是“重大不实陈述”。

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联邦法院6月12日允许公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2018年12月1日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加方负责逮捕孟晚舟行动的加拿大联邦警务国家安全部门(FPNS)在逮捕前对逮捕行动进行评估认为,逮捕具有”高度政治性“,并将“引发全球性的震荡波”。

温哥华的移民律师理查德·库兰德(Richard Kurland)说,加方在逮捕孟晚舟之前就承认案件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这个判断,对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很有用。

这份备忘录显示,加拿大联邦警察和边境服务局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告知下,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的。美方为了避免外界认为美方施加了影响,特意不出面参与逮捕行动。

而且,加拿大总检察长“明知“逮捕孟晚舟”将严重侵犯孟晚舟根据《加拿大权利宪章》所享有的权利,依然根据“预先设计的计划”,先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假装进行例行海关检查”来不当采集她的电子设备中的信息作为证据,几个小时后再由联邦警察将其逮捕。

目前,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正在以程序滥用、证据不充分等理由要求终止引渡程序。

法庭当天未就案件本身作出任何决定,但是把下一次开庭日期定在了6月23日。据悉,本案审理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总台记者 张森)

加情报局备忘录显示加故意掩盖美FBI参与逮捕孟晚舟,外交部回应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乌元春】在6月1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据报道,加拿大法院12日公布加安全情报局(CSIS)2018年12月1日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告知加安全情报局有关当日晚些时候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的计划。备忘录并指出,FBI 不参与逮捕行动以免外界认为美方施加了影响。孟晚舟的法律团队称,上述备忘录表明加安全情报局故意掩盖FBI参与此事,已有公开文件显示FBI频繁与加执法部门联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加拿大法院披露的有关文件,再次表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蓄意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和华为公司的政治图谋,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

赵立坚说,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赵立坚表示。

加拿大法官宣布"双重犯罪"裁定孟晚舟未能获释

政治因素的受害者

说到底,孟晚舟被捕的本质就在于政治因素!

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些年来对我国政治打压,经济遏制!就是因为我国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让霸权主义的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在政治上,不断地制造对我国影响不好的,子虚乌有的国际舆论,抹黑我国。比如,近日的新冠肺炎,自己国家的疫情失控,死伤惨重,却一直的“甩锅”给我国,称其是“武汉病毒”,其目的不就是转移他们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为我国“拉仇恨”吗?

在经济上,和我国打贸易战,提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的经济实施遏制手段。

在科技上,打压华为,360,大疆等高新科技企业,尤其是华为,作为我国乃至世界通信行业的佼佼者,5G技术更是领先于美国科技企业,在世界各国接到的大订单越来越多,动摇了美国的大蛋糕。对华为的芯片等高新技术进行封锁打压!遏制华为的发展,为美国高通等企业争取时间。

在孟晚舟的判决结果公布之后,华为发表声明称:“我们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我们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们也将继续支持孟女士寻求公正判决和自由。我们希望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最终能还孟女士清白。孟女士的律师团队将不懈努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推特上发布声明回应称,中方对有关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以及坚决反对,并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声明驳斥加方协助美国打压华为,声明要求,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以及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2020年5月27日,周三,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女法官海瑟·霍尔姆斯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庭,就当事人双方当前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的引渡请求是否满足“双重犯罪”标准——做出裁定,11时,裁定向外界公布:引渡请求达到“双重犯罪”标准。引渡进程迎来自2018 年底启动以来的第一个转折点:辩方该回合落败,不得不在孟晚舟继续被羁押的条件下进行下一步的抗辩。

  接着笔者上周日(24号)的事前观察框架,这儿就法院裁决做一初步评判。

  裁决是引渡司法审查的有机组成部分,评判裁决之前,有必要先简要论述司法审查的性质和标准。

  一 引渡司法审查的性质

  就整体引渡程序看,现阶段处于夹在两个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期。引渡本身是行政部门根据国际条约实施的行政行为,加拿大司法部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由于引渡涉及对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强行递解,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美普通法国家,基于普通法传统,凡由国家机关实施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措施(比如传讯、逮捕),必须由司法机关审查,签发“搜捕状”(warrant)。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英国中世纪,13世纪的《大宪章》禁止国王不经正当司法程序随意抓捕臣民并定罪,此后经制定法和法院判例不断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司法区,分别有大同小异的程序规定,包括写入《美国宪法》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被刑事羁押者请求法院审查警方羁押,获取自由),均源于此。源于刑事追诉领域的司法审查,后来随着司法权力的不断扩张,逐渐扩大到刑事追诉领域之外的行政行为,并且在美国建国后的19世纪初进一步扩大到法院对立法机关行为的审查。人们熟知的“马伯利诉马迪逊案”(1803)正式确立了法院对立法、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把法院推到与行政、立法真正平起平坐的地位。

  对于引渡的司法审查,本质上是这一传统在引渡领域的体现。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引渡,在司法审查阶段,变成了一个与刑事程序类似的官司。这里说“类似”,不是相同,因为除了两者都围绕一个“刑事指控”展开之外,其他方面都大相径庭。首先,引渡司法审查没有“被告”,只有一位被外国政府根据条约要求引渡的所谓“逃犯”,但该人不是引渡司法审查的对象,换句话说,法院不是审判“逃犯”是否有罪(审判只有在引渡之后,由引渡请求国的法院进行),而是审查引渡请求是否满足法定条件;第二,主导引渡的行政部门(在加拿大是司法部)代表外国政府参加司法程序,负有证明引渡请求满足法定要求的责任,其相对方(辩方)虽然不是被告,但有权参与,说服法官引渡请求没有满足法定要求。最后,审理法官主持审查程序时,遵守专门的司法程序,不适用于常规民事或刑事审判的程序法、证据法等,比常规民事或刑事审判法官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加拿大,规制引渡司法审查的主要法律是《引渡法》。鉴于引渡司法审查的有限目的(决定引渡请求是否满足法定要求),审查程序上对证据的要求远低于常规审判。检方需要向法庭提交案件档案(Record of the Case),包括检方掌握的主要证据。1999年以前,《引渡法》要求所有证据必须由提供方宣誓(法律后果是承担伪证责任),并且根据加拿大法律证据具有可采性。之后,《引渡法》修订,只要求证据由请求国官员认证(不承担伪证责任),说明证据会在日后的审判中使用,并满足请求国当地法律刑事起诉要求,或根据请求国当地法律收集,即可满足司法审查要求。

  引渡司法审查中,辩方进行证据辩护的范围十分有限,无权要求检方披露所有证据,也无法利用证据法规定的各种排除规则,申请证据排除(比如,一般可被排除的传闻证据,不适用排除,可以使用),或者提出己方证据,对检方指控进行证伪。

  二 引渡司法审查的标准

  引渡司法审查的独特性质的有限目的,也决定了审查法官进行司法审查适用的标准。

  司法程序中,在不同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标准,适用于参与各方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分别承担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比如,英美法国家在刑事诉讼领域,由检方承担案件事实证明责任,而且需要达到很高的标准,比如在美国称作“确信无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接近于完全确认)标准,远高于民事诉讼中一般由原告承担的“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高于50%)标准。

  就法官来说,审查当事人的司法请求,或者是上诉法院审查下级法院的判决,也适用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从低到高,松严有别。掌握具体案件法院对有关事项的审查标准,并据此制定诉讼策略,是诉讼律师的基本功课。

  具体到引渡司法审查,根据加拿大《引渡法》和判例法,法官适用的标准,是假定引渡请求国对被引渡人的指控为真实,判断检方是否提出了“初步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支持指控?

  “初步证据”是一个较低的标准,只要求检方能够提供证据,该证据无须经过审查法院辨认是否真实、可信;法官“假定”在证据成立的情况下,检方的指控能否自圆其说,表明可能有指控的犯罪发生,就应该判定检方的引渡请求通过司法审查。根据判例法,审查法官不能因为“自己认为”指控证据不足,或“在将来的审判中可能败诉”,就拒绝通过审查。

  规定较低审查标准的理由,一是因为审查不是审判,目的是确认检方指控是否可以初步成立,不是判定被引渡人是否犯罪,其后果不过是将被引渡人交给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与刑事追诉开始阶段警察向法院申请“搜捕状”类似,顶多是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允许检方立案侦查;第二,是效率因素,如果审查法院适用更高标准,势必要求法院对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允许当事双方就证据和事实展开对抗式辩论;如此,司法审查就变成审判,旷日持久,使本来就费时费力的引渡变得遥遥无期。

  同时,审查法官在对具体问题上适用的标准,经常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过去判例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上,如果双方立场各有千秋,伯仲之间,答案并非黑白分明的时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空间更大一些。本案目前审查的“双重犯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三 本案裁决简评

  刚刚得到消息,高等法院裁决发布,霍尔姆斯法官认定“双重犯罪”存在。

  待认定书发布之后,再对内容进行详尽分析。裁定书的一句核心内容是,“美国伊朗禁令,作为审查指控的行为的背景,可以在双重犯罪分析中发挥适当作用。”看来,法官在伊朗禁令的作用问题上,基本接受了检方的立场。

  这一结果基本印证了周日分析的趋势。

  就作出裁定的霍尔姆斯法官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然而完全可以驾驭的任务。霍尔姆斯法官从事法律职业40余年,早期在检察部门任检察官,2011年以后任法官,目前担任高等法院副首席法官(Associate Chief Justice)(高等法院共有92位法官,其中一位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一位副首席法官)。职业经验十分丰富,特别熟悉刑事司法,曾经处理过多起颇具争议、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从阅历、专业能力角度,完全胜任本案司法审查重任。

  辩方可以就裁定向省上诉法院提出专门上诉,同时在高等法院就其他辩护理由展开辩护。

  引渡司法审查继续。遗憾的是,孟晚舟目前无法获得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