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以上是王毅外长于7月9日（在中美智库论坛中）对现阶段中美关系做出的一个判断。
与此同时，王毅也表示：
“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
“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但事与愿违。
整个7月，中美关系都在进一步地恶化。
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涉及南海问题的声明，蓬佩奥声称中国在南海的诸多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
7月14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亲口承认，是自己在背后施压以推动盟友禁用华为设备，并专门点名了英国和意大利。
7月15日，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宣称，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通过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和专制行为将自由和民主置于危险之中）。
7月21日，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并在72小时内撤离。美国副国务卿比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下的命令。
7月23日，蓬佩奥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以《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为题，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
在这场演说中，蓬佩奥不仅再次对中国的体制和执政党进行了抨击，还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进行了全盘否定。
蓬佩奥号召世界各国组成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
这场演说被视为是对丘吉尔“铁幕演说”（1946年3月）的效仿，是美国想要发起新冷战的一个信号。
中美关系何以急转直下？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过去的战略失误所致；也有人认为，如果特朗普竞选失败，中美关系或将得到缓和。
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是：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无论执政者个人的想法如何，如果没有社会各界力量（各个利益团体）的支持，美国都不至于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尤其是硅谷和华尔街（美国的科技界和金融界），他们无疑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受益者，如果我们能够稳住美国的那些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金融界背后的利益团体，中美关系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此外，由于前述的这些利益团体都属于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也有人认为，一旦民主党候选人上台，中美关系将有机会迎来转机。
上述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没有看到中美关系的本质。
为什么这么说？
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中美关系经历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美建交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事宜达成一致；1972年，尼克松正式访华，两国在上海发布《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成功破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要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曾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两国都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什么尼克松要推动中美建交？
这其实和美国的战略有关。
当时美苏两国剑拔弩张，尤其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甚至已经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今天的人总认为，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核战争，但在上世纪60年代，核战争是确确实实萦绕在美国人头上的威胁。
1968年，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后，制定了“均势外交”战略。
所谓的“均势外交”（也叫“大陆均势政策”），其实是英国人最早搞出来的一种策略。
作为一个盘踞在半岛上的国家，英国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而它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方式，就是看欧洲大陆上哪个国家强大了，它就离间并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去打压它。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很强，英国就组织了7次反法同盟一起搞法国。
19世纪上半期，沙俄变成欧洲大陆最强的国家了，英国就联合法国一起搞沙俄。
19世纪末，德国崛起了，英国又联合法国和俄国一起打德国。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美国也是一样。
在美苏争霸的关键阶段，美国选择了放下历史恩怨，主动拉拢中国来遏制苏联。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也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
苏联在入侵中国失败之后，非常恼火，一度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撰文称，要用原子弹来报复中国。
中苏关系陷入了极度恶化。
这也让尼克松看到了机遇。
同年7月，即珍宝岛事件爆发的4个月后，尼克松在出访亚、欧前夕，主动对外释放了对华友好信号，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更是要求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达自己希望同中国进行对话（当时中美还处于敌对状态）。
1970年10月，尼克松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美国不会联合苏联来对付中国，并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希望巴基斯坦提供协助。
1971年，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转道访问北京，为中美建交铺路。
尽管尼克松本人于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下台，但他的继任者吉米·卡特继承了尼克松的均势外交战略。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第二阶段：联华制苏
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91年末前苏联解体，中美关系一度因为某个事件遇到过波折，但总体上两国都非常重视和对方的关系。
里根总统在经贸关系、文化交流、人员流动（留学）方面，均给予了中国较为优厚的待遇。
老布什在就任总统的一个月后，前所未有地把首次出访目的地定在了中国。
即便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让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但老布什依然在竭力维护和中国的关系。
期间，老布什甚至几次动用总统的否决权，否掉了国会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
在这一阶段，前苏联的存在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第三阶段：“同化”中国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兵不血刃的胜利。
维持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也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成为了美国外交战略的新议题，克林顿政府也曾就此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最终，美国选择了“同化”中国的策略。
美国当时打的算盘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就能变得和我们（美国）一样”，即采用美国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和制度。
这并非我个人的揣测，而是先后被班农、蓬佩奥明确提到过，并于近期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公开资料中得到了验证。
在这份文稿中，有明确提到，“随着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美国相信中国会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渴望”。
后半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美国曾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颠覆中国政权，这样的手段在“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中早已屡见不鲜。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一对华战略失败了，但站在当时，美国人是有信心的。
美国的信心来源于他们战胜苏联的经验。
第四阶段：遏制中国
一些人把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贸易战视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转变，但在我看来，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从2011年就开始了，其标志性事件是奥巴马在APEC会议上公开的“重返亚太”战略。
从苏联解体到“重返亚太”的这20年间，美国的对华战略其实是发生过反复的。
早在2000年的时候，共和党的政纲就已经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
小布什政府对中国是带有相当的敌意的，但9·11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战略处境，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美国在“反恐”方面需要中国予以合作（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和中国接壤），作为回报，美国也加快了中国加入WTO的步伐；二是把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中东。
就在9·11发生的当天，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写下了一张纸条：“Best into fast, Judge whether good enough hit SH, not only UBL .”
大意是，看看能不能把萨达姆也牵扯进来，而不仅仅是干掉本拉登。
（SH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首字母缩写，UBL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缩写）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其实是早有预谋。
根据后来的调查结果，发起9·11恐怖袭击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个恐怖分子都是沙特人，这些人都是瓦哈比教派的信徒（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下面的一个分支，沙特皇室信奉这个派系）。
9·11事件和伊拉克其实没什么关系，但它却成为美国鹰派政客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导火索。
很荒谬。
但从结果上来说，9·11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小布什的战略失误，让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这大大减轻了中国的战略压力，也给奥巴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奥巴马接手的另一个烂摊子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在危机的应对中，同样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在处理小布什留给他的这两个烂摊子。
2011年，奥巴马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金融危机也已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遏制中国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同年，奥巴马宣布了“重返亚太”战略。
此后，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曾大力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目的是绕开WTO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经贸关系网络。
换言之，中美脱钩这件事，其实从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今天美国鹰派所谓的“中美脱钩论”，也是意图拉拢自己的盟友联合起来和中国实现脱钩）。
只不过，奥巴马是律师出身，他非常在意规则和体面，所以他选择的是通过美国自身的让利（放开市场），来拉拢其盟友。
这样做得好处是可以很好地维护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维护灯塔形象），而代价则是美国要向盟友出让一部分现实利益。
而特朗普则是典型的商人总统，他非常看重现实利益，而且对规则并不在意。
在特朗普的自传《交易的艺术》一书中，特朗普曾谈到做生意的四个阶段：
一是提出惊人的目标（报价），
二是大肆宣传，
三是决策反复摇摆，
四是获得直观的结果。
于是你会看到，特朗普总是会一上来就掀桌子，并且连同竞争对手和盟友一起敲打，期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反复。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可以让美国获得更多的现实利益，但代价则是会削弱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世界领导力。
所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从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开始，美国的战略就已经转向了，只不过两人的做事风格和手段不同而已。
今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公开宣布，美国过去的对华战略（试图同化和改变中国）是失败的，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回顾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经历的几个过程，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
中美建交是建立在遏制苏联这一战略目的之上的（美国会因为利益而和中国建交，也意味着他们会因为利益而和中国交恶）。
而当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时风光无两，再无敌手。
此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在热议一种观点——美式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自信心极度爆棚的美国开始试图改变中国，他们寄希望于中国会被美国同化，变得和他们一样。
但美国终究是对中国抱有警惕心理的。
早在2000年的时候，中美关系差一点就走向了转折点，但9·11事件的发生，以及小布什在这个事件上的战略误判，改变了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也让中国获得了超过10年的战略发展期。
（期间，还要感谢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他从2001年开始，一年又一年、不遗余力地在鼓吹“中国崩溃论”。虽然“中国崩溃论”已经先崩溃了，从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战略大忽悠的作用）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
当奥巴马扫清了小布什埋下的那两颗雷之后，美国终究还是转入到了遏制中国的节奏之中。
那么，类似的战略误判，有可能第二次发生吗？
我认为不可能。
当年小布什的幕僚团队之所以会做出误判，那也是基于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
站在2003年那个时间点，美国无论是军事、经济、科技还是文化软实力，都处于压倒性优势。
当时的美国，在对华战略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的（或者叫战略的容错性）。
就算战略出现了些许失误又怎样？
在巨大的国力差距下，他们什么时候想打压中国了，那还不是轻而易举，是分分钟的事？
但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战场上投入的财力、物力和精力，远远超出了他们此前的预期（从伊拉克战争打响到占领首都巴格达，美军只用仅仅了21天，但美国用来结束这场战争的时间却耗费了将近9年）。
再加上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个战略误判所带来的代价，竟然超过了10年。
等到奥巴马扫完雷回头一看，中国的GDP都已经超过了日本。
（特朗普曾在电视讲话中公开抱怨，对中国的打压来得太晚了，不只是奥巴马。特朗普最耿耿于怀的是前任总统们让中国加入了WTO）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可能继续韬光养晦，继续忽悠美国吗？
不可能的。
美国人又不是傻子。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绑定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来改变美国打压中国的进程？
从趋势上来讲，这同样不可能。
华为的遭遇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几年，华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海思麒麟芯片，为什么还要在中低端手机上采用竞争对手高通的SOC芯片呢（任正非去年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华为每年从高通采购5000万套芯片）？
华为过去为什么会故意保持一定比例的美国供应商提供的各种零部件？
在美国封杀华为之初，任正非为什么在记者会上会不断强调，大家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这件事不关美国企业什么事情？
我认为这是华为故意为之的一种战略。
华为把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利益和自己的命运绑定在一起（结为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背后的利益集团自然会用他们的办法去游说美国政府，放松对华为的封杀措施。
一年多过去了，这一战略奏效了吗？
很可惜。
不仅没有奏效，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反而变本加厉了，是在把华为往死里整。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对华为的敌意，远远超出了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
而这种敌意的背后，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对中美之间的合作，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在过去40年时间里，美国卖给中国的是深度产品，软件、电脑、微芯片，这些产品进入了你们的生活和产业；而中国卖给美国的是浅度产品，服装、玩具、农产品。 现在，情况要反过来了，你们想卖给我们深度产品了。浅度产品没关系，但是深度产品，双方之间的价值观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之间彼此的价值观是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的，而深度产品的相互交换，是需要以价值观作为基础的。 所以，当中国想向美国销售深度产品的时候，美国就警觉了，紧张了。 这是当下的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为和TikTok（抖音海外版）的出现，刺激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
华为代表的是中国在前沿领域的科技硬实力，而 TikTok 作为一种社交软件，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输出能力。
当美国发现，中国也有能力向其反向输出深度产品，而且还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层面同时出现，于是美国人紧张了，焦虑了。
美国国内已经开始开始流行起一种论调，这种论调的大意是，现阶段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后的战略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一旦错过，美国将再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
所以对于华为和 TikTok 的遭遇，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它们不过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
美国对中国敌意，并不是靠利益集团的游说就可以消除的，这种敌意的背后是美国的紧张和不安，而这种紧张和不安，又会促使美国的精英阶层形成打压中国的共识，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个典型的外在表现是：哪怕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党争不断，但在涉港、涉台、涉疆的相关法案的投票中，几乎都是全票通过。两党在遏制中国这件事上，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对此，我们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
放弃幻想和侥幸心理，要做好斗争的准备。
关于美国，我个人还隐隐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美国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上，和他们的宗教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美国以基督教新教立国，基督教是典型的“一神教”，而且传统的美国人（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传教这件事上有极高的热情（最早的那批北美殖民者，认为自己来到美洲，是来建设“山巅之城”的），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相信上帝是全宇宙的唯一真神，认为其他宗教崇拜的“神明”都是伪神（一神教的原教旨主义都是如此）。
2.他们有很强的传教热情，希望把自己的信仰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3.如果传教失败，他们就会对异教徒产生极大的敌意，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参考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而美国在对待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时，也有类似的特征：
1.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全世界最好的且唯一好的制度。
2.希望把自己的那套制度推广到全世界（搞颜色革命）。
3.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将其视为威胁，甚至直接以武力推翻对方政权。
而中国则完全不同。
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一直在努力发展经济，对于意识形态差异，中国并不那么在意。
无论你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你来自美日韩还是亚非拉，只要有合作的空间，中国都愿意和你做生意。
说到底，对于中国来说，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那就是好猫；但美国要的是，全天下只能有白猫，如果看到对面来了一只黑猫，他就很难受，就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你改造成白猫。
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的这种排外和不包容，也是中美冲突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错，也不是中国可以解决的，只能靠美国自己去调整心态。
而现阶段我们该做的，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六个字——做好自己的事。
无论美国以何种方式批评和挑衅，我们只需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和平等的姿态去应对就行（你关我一个领事馆，我也关你一个领事馆），不要愤怒，更不要做出过激的反应，不要被美国带了节奏。
我们最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去执行好我们的战略（现阶段的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这个我会另外再专门写一篇文章分析，本文不再展开）。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后努力做强做大自己。
直到美国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遏制中国，中美关系会重新回归到正轨。
“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我对我的祖国充满信心。
P.S.：一直以来，总会有人问，在美国遏制中国的节骨眼上，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我的回答是：做好自己的事，不要给国家添乱，就已经很好了。
